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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繁复杂的装饰中，迥异于传统纹样的梵文、藏文、回回文等特殊文字为官窑瓷器增添了一抹异域色彩，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未解的谜团。例如，官窑瓷器上书写这些文字的目的是什么？烧造的用途为何？文字内容究竟意在表达什么？书写者的专业性如何？其语言资质又从何处获得？诸若此类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本文通过数则实例，尝试探讨15世纪景德镇官窑瓷器梵文书写的相关问题。
考古出土梵文瓷器的书写讹误
就现存明代景德镇官窑梵文瓷器概言，其器型以日常习见的盘、碗、高足杯、梨形壶为主。由于受到藏传佛教影响，所书梵字均表现为兰札体（或称蓝查体）。字数少则全器唯见一字，多则可至内外满饰。除去咒牌，可供释读的主要分为 “种子字” 和 “咒语” 两类。其中，由于种子字以单个字母为意义单位，可以独立存在，因此单件器物上书写的种子字字数通常不会过多。而全器满饰的则多属咒语一类，但凡书写规范，便有释读之可能，且足以为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书写问题提供更多的材料。
用兰扎体和藏文书写的莲花生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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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窑梵文瓷器中，传世的完整器虽则精美，但毕竟数量有限，具有参照比对意义的器物屈指可数。所幸尚有考古出土的残次品可资弥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彼时御器厂内的造作情况提供了新的视角。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现了正统至天顺时期（公元1436～1464年）的地层，发掘出的瓷片样本经过修复，于2019年在上海博物馆 “灼烁重现 ：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 中进行了展示。这七件梵文瓷器包括了两件碗、三件盘、一件梨形壶以及一件高足碗。
观察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标本可以发现，其上所书的梵文字形规整、结构匀称、运笔流畅，具有相当的艺术美感。可惜，这也许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例如，第139号青花梵文碗和第184号青花梵文盘，尤其值得注意。通过仔细释读其间的文字可以发现，这两件器物上错漏之多，几乎涵盖了古籍传抄时常见的各类典型讹误。
青花梵文碗（第139号）
2014年明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
例如，第139号青花梵文碗第1圈词ratnatrayāya与tathāgatāyā中的两个yā均误作ryā。
（左图）第139号青花梵文碗上的错误字符ryā
（右图）第90号青花梵文高足碗上的正确字符yā
第3圈svare sarvā两词间衍字母va，同时sarvā中的音节rvā脱漏第一辅音位的r-，而被误写为vā。
第139号青花梵文碗上的错误句
此五字读为sva re va sa vā
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第184号青花梵文盘上。第2圈中的字母ddha不成词，疑似为词语buddha脱漏了第一音节bu。但即使如此，该词前后的两部分也无法正确拼接上。综合这一批出土品及比对文献来看，此处更可能的情况是发生了错简，即两段原本无关的内容被误写在了一起。如果推测景德镇御器厂拥有供窑工摹写的梵字咒语底本样稿的话，也许这一现象仅仅源于粗心的书写者抄串行所致。
青花梵文盘（第184号）
2014年明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
但是，如第139号碗上如此频繁的倒文、衍文、脱文、误文，集中在百余字之内，实为罕见。且如此之多的错误，显然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之全部归结为粗心大意。上供御用之物原本就不惜工本务求精细，何况瓷器的烧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皇家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监造与督办亦极为严格，绝不可能允许窑工草率将事、胡乱书写。
可资为证的一点是，这批器物梵字字体普遍工整流畅，透露出书写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并不缺乏专注度。因此，字体形式上的规整工致与文本内容上的错讹百出，确实是一对极其矛盾的现象了。
若对这些讹误的成因进行分析，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首先，比对第139号碗、第140 号碗以及第90号高足碗中相同的咒语段落可以发现，三件器物的书写错误并不具有同一性。
其中，第90号青花梵文高足碗虽然缺损部分较大，但是所存字符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第 140号碗虽然也存在多处脱文与误写，但位置及内容与第139号碗差异极大。由此可以判定，大量的讹误并非源于书写者使用了劣质的底本样稿所致，至少就90号高足碗所表现出的正确率来看，所据底本的质量甚至相当上乘。
青花梵文高足碗（第90号）
2014年明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
其次，在错漏百出的第139号青花梵文碗中，一部分讹误竟然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具体表现为 ：几乎一半的错误发生于以r- 为第一辅音的复辅音连写之时。而这种规律性的讹误在该批其余几件器物中没有相应呈现，亦即，这种讹误是独属于139号碗书写者的特征，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表现。
结合第139号碗整体的书写情况，可以大致推测出这一位书写者的语言资质及所经受的训练情况。
讹误产生的背景
早在藏传佛教兴盛之前，汉地更为习学者所熟知的是梵语悉昙体字母。唐代《悉昙章》传本种类繁多，传习兴盛，其中最接近梵语实际情形的是智广抄录的《悉昙字记》。
《悉昙字记》文安四年抄本
作为一部梵语拼写初学教程，其使用的是被称为“摩多点画”的拼合方式，即将基本辅音字母视作体文，拼合的母韵称作“摩多”，书写梵字就是在体文的基础上，通过附加“点画”的方式产生大量新字。应该说，这种教学模式确实更适宜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习学者。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代，悉昙体字母已被更为流行的兰札体所替代，但是传统的梵字教学模式并未受到彻底的冲击。
使用悉昙文书写的西方三圣种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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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绝佳的例证是：1984年珠山永乐地层曾出土过一件青花梵文大勺，虽然经过粘接后仍存在缺损，但是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分辨出，其中间部分有一段内容为十六音字与三十四体文，也就是最基础的梵语元音与辅音的字母表。换言之，彼时景德镇御器厂书写梵字的窑工应该经过比较系统的基础训练，而不是单纯地照猫画虎，至少将五十个基本梵字书写一遍是没有问题的。
明永乐青花梵文大勺
在学会基本字母之后，进阶内容便是元音拼写及复辅音连写。或许是因为排列组合后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至少从《悉昙章》所表现出的篇幅来看，似乎复辅音连写在书写教学中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这大约能从某一方面解释为何对第139号碗的书写者而言，如kṣa、kle、ddhā这般更为复杂的复辅音连写可以做到清晰准确，反而字形更简单的以r-为第一辅音位的字母会错误连篇。当r-与其它辅音拼写时，会被简化为一道附加在第二辅音位字母上的、斜45度角向下的斜杠，对于不太熟练的初学者来说，确实容易与元音拼写的“摩多点画”相混淆。
何况就其个人而言，“摩多点画”很可能是其薄弱之处。于是，kīrtti一词中音节rtti在脱漏了r-的情况下，又同时添上了元音符号-i和元音符号-e，从而被误写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字母。
（左图）第139号青花梵文碗上的错误字符
（右图）第90号青花梵文高足碗上的正确字符kīrtti
由诸种细节基本可以推断，这些梵字的书写者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基础，但尚且称不上个中熟手，其能力大约仅限于书写，对于咒语的内容极可能仍是阅读不通的。
但即使如此，对于御器厂的窑工而言，能达到此种水准已属不易。毕竟，梵语从左往右横向书写的模式不符合汉地自右向左纵向书写的传统习惯。何况遇到勺型器物时，还需要仿照咒轮完成梵字的圈状排布，其考验的除了单字的书写能力之外，还包括谋篇布局的能力。
有鉴于上述数件梵文瓷器所书咒语没有两件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想见，书写何种咒语应该是根据不同坯体的形状及大小进行过预先的估计，才能避免书写未至终了却已空间不足的尴尬。尽管每一个咒语语段的长度和字数应有定数，但在书写过程中动态把握余裕空间，仍然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作。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史料的缺失，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梵文瓷器的书写者，其书写能力究竟从何处习得。同时， 景德镇御器厂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御器厂仅雇佣了梵字书写者进入窑厂工作以完成生产任务？抑或是御器厂从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书写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又或是这些书写者由皇家指派而来，临时参与梵文瓷器的烧造工作？这其中存在多种可能性。
毕竟，《明实录》载正德时期（公元1506～1521年）曾召“能书回回、达子、西番，年十五以下者各二十人”进宫，说明只要皇家存在需求，实际操办起来也并没有那么艰难，何况京城中还有现成的番经厂日常举办梵语教学活动。只是目前无法更详细地确证当时有关梵语习学的具体运作方式。
台北故宫藏正德皇帝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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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手工技艺具有传承性，尤其在以精细分工、流水线作业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景德镇御器厂，很难相信某一项工序竟然仅有一名窑工能做。虽然很难根据梵字字形区分每件器物并对其背后的书写者进行反推，也不能妄下断语，认为第90号高足碗必然出自一位更为精擅梵字的书写者之手，而不是第139号碗的书写者修正了所有的“失误”，但是，若要将这些作品一概归为出自某一个人之手，又实在不太合乎情理。
此外，出窑的瓷器成品必然需要通过质检。那么，在查验时是否核对咒语文字便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了。此次发掘出土的器物中，除却一件青花梵文盘器形不规整，存在明显的瑕疵外，其余数件皆无法从器形得知为何被定为残次品，从而遭砸碎损毁，深埋地下。我们也尚且无法武断地认为传世的完整器就不存在书写讹误。然而，因书写讹误导致产品判废，是可能存在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由于梵咒的特殊属性，梵文瓷器大概率使用于宗教场合，故其上梵咒的正确性至关重要。这不仅昭示着皇家诚敬供奉之心，更重要的是，帝王身边宠遇优渥的番僧作为行家里手，自有如炬慧眼，乃至所用梵咒或曾经一些御封的法王、国师之手传授厘定，亦未可知。
那么，御器厂自然不能用错漏百出之物鱼目混珠。如果御器厂确实存在对成品进行文字内容质检的环节，并承担相应责任，便能进一步说明，在同一时段内御器厂通晓梵字者绝不止一人，乃至或有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窑工从事着梵文瓷器的专业书写与最终成品的质检工作。
梵字的书写风格
除却书写内容，书写风格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15世纪景德镇官窑窑工的梵语书写水平。正如上文业已提及，这批器物所书字形规整、结构匀称、运笔流畅，这种相对统一的字体风格广泛地表现于永乐至成化年间生产的官窑瓷器之上，甚至延及漆器等其他工艺门类。
由于明代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尊奉，毋庸置疑，皇室对梵语咒语的应用也不可能脱离藏传佛教的背景。在藏地，兰札体梵字与藏语的书写工具并无特殊分别，使用的皆是一种头部削平的竹笔。这种传统的扁平尖竹笔在书写时会在笔画弯折处形成非常明显的粗细差异。
此外，在横划的起笔处会自然形成一个向下的斜角，有时字头位置甚至会多补一笔，以强调这个斜角并使得整个横划的下沿下弯成弧形，而在竖划的收束处则常常留下一道斜细的“尾巴”。这些使用扁平硬笔书写兰札体梵字所留下的自然现象，被忠实地保留在 15 世纪景德镇官窑瓷器之上。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年制青花兰札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无论是釉料的均匀程度还是笔画的均等程度，皆可从细节处轻易地判断出，这些字形硕大的兰札体梵字绝非使用扁平的笔刷一次写就，而是通过反复描画填色而成。
明宣德青花兰札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
窑工在绘制过程中忠实地还原了底稿的各种细节，以期最大程度接近兰札体字形的原貌。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甚至很难说这些梵字究竟是书写上去的，还是绘画上去的，或者当时的窑工甚至可能使用一些辅助工具来帮助描摹。但这些都尚属未知，也难以考证。
明宣德青花兰札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盖面
然而，与出戟法轮盖罐不同的是，上文涉及的数件青花梵文碗、梵文盘、梵文勺都可基本确定是书写的梵字。从笔迹看，书写者是有意识地一笔一划进行书写，而非勾线描补。更重要的是，这些梵字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字体风格。虽然，竖划收束处的那道斜细的“尾巴”仍有所保留，但它延伸出去的长度被大大缩短，使其看上去更像一个自然形成的斜角。笔画弯折处，粗细变化较为柔和，尤其带弧形笔画的字母更加明显。
从而可得出结论，这些梵字的书写者使用的工具是其更为熟悉和称手的毛笔。柔软的笔尖消磨了分明的棱角，使得全篇文字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温润敦厚的气质，颇符合传统的审美风尚。而这种使用本土书写工具，将外来的兰札体梵字与本土的笔意相融合而成的风格，必然不能是凭空形成，而必须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这也反映出当时景德镇御器厂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梵文瓷器的没落
遗憾的是，如上文所述这一类15世纪由景德镇官窑出产的独具风格的梵文瓷器，自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降便再难觅踪影。随着明代中后期景德镇官窑的逐渐没落，尤其是“官搭民烧”制度的成型，使得御器厂的生产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梵文瓷器的书写质量严重下滑。可能源于嘉靖、隆庆等诸帝并不偏好此道，以及这类器物使用场景的消弭致使需求不再，御器厂对梵文瓷器烧造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虽然现存成化时期以后的书写有梵字的器物为数不少，但直至清代，瓷器上的梵字书写都再未能恢复15 世纪景德镇御器厂的精工程度。
如今已无法推测当时御器厂精擅梵字书写的窑工究竟是临时雇佣，还是由御器厂特意培养以专司其职。但是通过实物对比可知，至明代后期，官窑之内已再难配备这样独具长技的窑工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虽则万历（公元1573～1620年）一朝留存下了为数不少的梵文瓷器，仅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76件万历青花梵文瓷器。但是，从书写的专业性而言，这些器物实在无法与前朝相媲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青花梵文盘
如这件款署“大明万历年制”的青花梵文盘，存在非常明显的仿制前朝成品的痕迹。居中的咒牌采用先勾边后填色的方式进行绘制。外三圈梵字形式上拙涩僵硬，似乎是由一种较细的硬尖书写工具留下的笔迹。内容上则更不堪细究，所有元音符号全部脱落，止韵visarga也被从字母中剥离出来，其所书内容业已殊难释读，甚或摹写之时便是随意拼凑字符而成，原本没有内容可言。而这样的器物能作为良品被送入宫廷中，成为皇室用器，可见其时御器厂相应人才的缺失达到了何种地步。
同时，皇家对咒语内容是否正确似乎不以为意，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万历朝梵文瓷器的功用与使用场景较之永乐、宣德时期可能已然大不相同。反映到具体对象上，即表现为单件器物梵字数量的锐减，偏重单个种子字远甚于成段的咒文。随着斗彩、花捧梵字、莲瓣形盘等新式样陆续涌现，御器厂对梵文瓷器从釉色、纹样、器型方面不断地革新，使得梵字逐渐沦为装饰符号，徒余藏传佛教的象征意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斗彩莲花梵文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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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官窑业已至此，其后历代不过是每况愈下。民窑的仿品虽为数不少，但品质更为不堪，梵字书写如鬼画桃符一般。因为无论官窑产品还是民窑仿品，实际的使用者大概率是根本不通梵语的，从烧造、流通到使用，所有环节中的人不过都是冥行盲索罢了。
总而言之，自永宣至成化年间的近一个世纪，是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梵文书写的巅峰期。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体制下，景德镇御器厂不惜工本进行烧造，成就了一批梵文瓷器精品。从梵字的书写内容到书写风格，无不反映出当时的窑工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这一时期，即使是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残片，于今看来也弥足珍贵。
其后，随着官窑的逐渐没落，人才的枯竭使得产品质量不断下滑，至明之终亦再未能达到曾经的辉煌，15世纪景德镇官窑瓷器上具有独特风格的梵字书写亦成遗响。
本文节选自 《美成在久》第39期
『十五世纪景德镇官窑瓷器的 梵文书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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