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将岭南（今广东、广西及周边地区）作为流放地的原因，与其自然环境、政治策略和文化认知密切相关，同时也因历史变迁产生了戏剧性反转：
一、自然环境的双重威慑
极端气候与疾病威胁
岭南地处亚热带，终年湿热多雨，夏季气温常达39°C，湿度超80%，衣物易湿透，体感闷热如“桑拿房”。冬季虽温暖，但蚊虫肆虐，疟疾等疫病横行。北宋《岭外代答》记载“一岁无时无瘴”，韩愈被贬潮州时感叹“好收吾骨瘴江边”，苏轼更因蚊虫叮咬上火流鼻血。中原人水土不服，生存率极低。
地理隔绝与交通险阻
五岭山脉（大庾岭、骑田岭等）形成天然屏障，流放者需戴镣徒步三个月才能抵达岭南，途中死亡率达30%。宋代苏轼贬谪海南时曾自嘲“譬如原是惠州秀才”，印证了与中原隔绝的心理震慑。
二、政治与社会治理需求
权力边缘化与低成本开发
岭南距离中原政治中心逾两千里，有效削弱政敌影响力。唐代“五王”张柬之等被流放后遭毒杀，北宋寇准、蔡确等重臣也在此终结政治生涯。同时，秦汉起将流放者作为“免费劳动力”开发边疆，秦始皇曾派50万罪人戍边，韩愈在潮州推广教育、苏轼在惠州兴修水利，客观上推动文明进程。
刑罚震慑效果
流放在古代被视为比死刑更残酷，《唐律》中“十恶”重罪多判流放。明代文人谢肇淛记载中原人视岭南为“死地”，流放至此意味着社会性死亡和肉体折磨的双重打击。
三、文化认知与心理压力
“蛮荒之地”的标签化
中原文化视岭南为“化外之地”，《后汉书》称当地人“项髻徒跣（赤脚）、无长幼之别”。语言习俗差异（如畲族文化）加剧精神痛苦，韩愈推广儒家教育、苏轼融合农耕技术，均体现了文化冲突。
生态恐惧的放大效应
瘴气（实为疟疾）被妖魔化，唐代谪臣宋之问作诗“处处山川同瘴疠”，明代《广东新语》称“瘴乡不可居”。这种生态恐惧持续千年，直到宋代农田开发后逐渐消退。
四、历史演变的辩证性
从“死亡之地”到经济引擎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形成，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曾经的“烟瘴之地”逆转为经济枢纽。韩愈、苏轼等流放者留下的文化遗产（如潮州韩文公祠、惠州东坡祠）成为现代文旅符号，荔枝从“湿热毒果”变为地域名片。
现代网友通过高温体感重新解读历史：空调房外的湿热被戏称为“当代流放体验”（如“内裤被汗湿”“十张纸巾九张擦汗”的吐槽），东北人在广东放弃化妆的趣事，与古代流放者的困境形成跨时空共鸣。这种对比既揭示了古代刑罚的残酷性，也凸显了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